史話》國共錯失五次和解時機──崩潰年代之18(蔣世安)

史話》國共錯失五次和解時機──崩潰年代之18(蔣世安)

1949年10月1日中共主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成立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。(中時報系檔案照片)

遼瀋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戰役,爲蔣介石、毛澤東最後之決戰,是蔣氏失去大陸政權的直接原因。但此三大戰役並非孤立事件,蔣氏之敗,與毛氏之勝,是果而不是因。明其因果關係,須從全盤考量。套用自古以來成敗得失之常例,不外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三大要素。

天時即時機,蔣在有利時機而不能利用之。例如1946年5月東北四平街之戰,擊敗林彪共軍,進據長春後,因馬歇爾之勸阻,未能乘勝追擊,致遺後患。負責指揮四平街戰役的白崇禧將軍,始終引以爲憾。而毛則相反,1948年9月濟南戰役後,乘勝追擊,接連發動遼瀋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戰役,不使國方有喘息之時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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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在劣勢時期,則能爭取時間,例如四平街戰役之敗,指示林彪:「爭取時間,休整補充,恢復元氣,再行作戰。」周恩來即利用馬歇爾對蔣施加壓力,爭取到23天的休戰時間,只是談而不和。蔣之目的,則是以戰逼和,雖然戰勝,並未達到和之目的,故勝亦非勝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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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爭時間的拖延,對國方最爲不利,王世傑於1945年11月初向蔣建言:「我國(如)於對日戰爭結束以後,續有一個5年至10年戰爭,則一切建國之業,勢將無期擱置,前途不堪設想。」實際上,從1946年打到1947年的兩年戰爭,即支持不住了。

1946年11月周恩來回到延安後,對蔣氏在時間上的評估,認爲蔣之一切計劃,均以半年爲期。半年後,即無打算。蔣對長期作戰計劃,亦無任何把握。美式彈藥,只夠半年。兵員補充,困難更多。財政上,宋子文實在拿不出錢。周氏這個評估,至爲正確。半年以後,即是1947年的下半年,即是挫折頻仍的現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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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國共和解之時機,曾有5次:一爲重慶會談,是和解最佳時機;二爲蔣之先安關內再圖關外之際,俄及中共均有和解之意願;三爲政治協商決議之實施,國共雙方均有明確之承諾;四爲四平街戰役前,中立長春,和解非無可能;五爲屆至1946年6月的談判,周恩來認爲「已解決了問題百分之90」。觀其6月27日所提之方案,並非不可接受。以上5次時機,未能適時掌握,而致失之,其後雖欲求之,則不可得矣。

就地利言,共方戰略,以廣大鄉村包圍國方有限空間的城市。大肆破壞交通,陷國軍於分割孤立據點,便於各個擊破。東北國方最後剩下長春、瀋陽、錦州3個孤立據點。華北剩下北平、天津、張家口3個孤立據點。華東剩下青島、徐州孤點。交通隔絕,除港口外,進退不得,困守捱打,終被殲滅。茲舉兩例如下:

例一,爲東北撤退問題,1948年1月,衛立煌接任東北勦總總司令後,以糧彈兩缺,運輸補給困難。蔣於2月間,決定將東北國軍主力撤至錦州集中,以保存此僅有之兵力。即手書令衛立煌實施,但衛以瀋陽以南已經解凍,爲濫泥季節,道路田野,均沒膝難行,大軍行動,異常困難,蔣只得放棄此一撤退計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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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林彪之共軍,不因解凍問題而進攻不已。至3月中,國軍在東北地區之長春、瀋陽、錦州,乃益陷於孤危中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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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二,淮海、平津戰役之前,蔣介石於1948年11月4日晚召集會議,商討戰守問題,國防部長何應欽報告國防部傍晚會議,議定三計,供蔣裁決。其中鹹主上計,撤青島與徐州,聯合攻擊陳毅股,中計撤海州以助徐戰,下計放棄平津,西撤與南下。會中華北勦總總司令傅作義問參謀次長劉斐意見,劉謂如能以天津作根據,南下過黃河,與徐州、青島合擊陳毅,亦爲勝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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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問徐永昌意見,徐以爲敵人作戰,不需後路,我則無此素養,必須保有可恃的後路,官兵心情方安。至由津指揮,固爲勝着;但敵今時交通,實較我爲便利,如爲黃河所限,又有大敵據守,後路未見固也。這是說地利不如共軍,雖有勝圖,亦難實施也。蔣氏亦以黃河阻礙太大,決令傅固守華北。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;但此辦法最慘,結果全軍覆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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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人和言,中共的統戰機構,即爲專做人和的工作。毛澤東、周恩來,皆爲統戰的高手。統計重慶會談期間,毛氏自1945年8月28日至10月7日,在重慶會晤的人士,除國民黨的要人不計外,民主人士約60人次之多,其中著名者有張瀾、宋慶齡、柳亞子、沈鈞儒、侯外廬、黃炎培、章伯鈞等。張瀾爲民主同盟主席,毛尊之爲朱德的老師,以拉攏關係。張亦向毛「交心」,要毛不要相信蔣介石。重慶會談中,中共提出三大原則中的政治民主化、黨派平等合作(後改合法),均爲拉攏民主人士,人和的工作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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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學良與蔣中正。(中時報系檔案照片)

周恩來的人和工作,最爲傑出。西安事變時,曾把蔣的親信張學良統戰過去。國共和戰時期,國方的雜牌高級將領如孫良誠、張克俠等,都曾請周派人去做他們的工作。更爲重要的,周在1947年2月1日中共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運動的報告,首次把這一運動,特別是學生運動,稱作「第二戰場」,同「第一戰場」人民解放戰爭相配合。其所造成全國性的澎湃洶涌之學潮,對國方之威脅,不下於軍事攻勢之嚴重。蔣記其所感雲:

共匪在我後方各大城市,發動其各階層宣傳之威脅攻勢,一面擾亂社會秩序,由大學而中學、而工廠,運動全國罷課、罷工、罷市,企圖前後方響應,推翻政府,奪取政權。而一般自由知識分子之校長、教授,皆由中立而附和共匪之可能。

蔣之失人和、失人心。以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後之貶值,最爲嚴重。如蔣所記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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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金圓券發行以來,中下級人民,皆以其金銀外幣依法兌換,以示愛國與擁護政府之真誠。不意竟於數月間,軍事節節失敗,經濟每況愈下,物資枯竭,物價飛騰,金圓因之貶值。人民怨聲載道,而政府之信用全失矣。……尤以一般知識階級,與立法、監察委員,及公教人員等,現爲生計所迫,又爲匪謠所惑,遂使失敗主義,瀰漫於全國。其情況實爲以前所未有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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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徐永昌日記》亦記:「街道隨便詈總統(蔣)夫婦,警察付以同情之笑。」「一般人民聞蔣先生出國,多有放炮竹以志欣慶者。」一向親蔣之徐永昌,認爲人心已失,蔣應「罪已下野」。

張羣向蔣反映,說國民黨幹部及立法委員中對蔣有不滿之表示,且聞已有200餘人簽名,要求蔣下野之消息。蔣曰:「若輩之意,欲使餘心灰氣餒。翩然引去,以遂其對匪求和之願望。可慨也夫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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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華中勦總總司令白崇禧要蔣下野之電,說「默察近日民心離散,士氣消沉,遂使軍事失利」等情,亦事實也。

總之,戰後國共之戰,無論天時、地利、人和,國方皆不具備,尤其淮海戰役,最爲顯著,其敗固然也,非偶然也。

【本系列完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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